爸爸留给我的......

时间:2019-10-29


朱  迅

 

    小时候,我不知道父亲是谁。我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,作为新华社记者的父亲就被派驻海外。上幼儿园了,每当小朋友问我父亲在哪儿,我总会跺跺脚:“就在脚下,地球的那一边。”上小学后的一天。妈妈带着我和两个姐姐去机场接一个叫父亲的人。一个胖胖的男人从里面一出来就抱着我亲个不停,胡子扎得我好难受。我使劲推开他,放声大哭。妈妈赶紧哄:“他是爸爸!”

    “骗人,照片上的爸爸是个瘦子!”

    这位爸爸给我的第一印象很糟糕,最糟糕的是妈妈从此晚上不陪我睡了,我能隐约听到隔壁屋里有一种像火车跑过的声响。妈妈说,那叫“呼噜”。

    刚上中学,父亲被派驻香港新华分社,随后又被派驻东京新华分社。

    1990年,l7岁的我东渡日本,半工半读开始了留学生涯。为了赚够学费和房租,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扫厕所。每晚6:30,我准时把侣层大楼的每个男女厕所清扫一遍,一个格子一个格子地打扫,用手把纸篓中的脏东西一个个掏掉,再用抹布把便池旁边的屎尿擦干净,让它们清清爽爽地迎接第二天的工作。

    这样干了3个月,我又换了份餐厅洗盘子的工作。由于双手长时间浸泡在洗洁精里,不到一个月就变得粗糙并开裂。扫厕所让我甩掉了娇气,洗盘子让我学会了坚强。

    生活在社会底层,没有人知道我是谁,更没有人知道我父母其实就在身边。我不敢说,父亲就是当时的新华社东京分社社长。  经济上我更不敢伸手要钱。当年父母工资很低,随父亲出国的妈妈属于“编外人员”,每月工资只够买碗面条。

    生活在同一座城市,我和父母却极难见面。偶尔打个电话,“今天我和你妈上街了,买了一些好吃的。”父亲情绪特别好,“还看到了一盒葡萄,好大,可是太贵了,我们只好望梅止渴了。”成了我下一个拼命赚钱的目标。

感谢父母,他们没有能力给我钱,却培养了我应对生活所需要的品格、意志和赚钱的能力。女孩要对金钱、物质、欲求有足够自制力,要为自己的未来负责。不论是扫厕所,还是洗盘子,我始终怀有良好的愿望与梦想,这是我人生重要的体验。

 

   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   1999年夏天,我突然接到父亲的电话,妈妈病重。第二天,当我赶到北京铁路总医院时,已近黄昏。医院的电梯已经停了,我心急火燎地顺着楼梯往上爬。

    突然,“哐当”一声,吓了我一跳。抬头朝上看,只见在楼梯转弯处站着一个胖胖的男人,不知为什么,他提的两个铁盒掉在地上,饭菜倒扣,盖子摔下几级台阶,汤汤水水顺着楼梯淌下来……

    他太胖,爬到5层已是满头大汗。他费力地弯下腰,很努力地挤压着肚子上的肉,用双手把地上的饭菜捧起来,放回饭盒里。油腻沾满手,他掏出手帕,擦擦手,擦擦汗再擦擦地,然后把湿湿的手帕塞回裤兜,又下几级台阶,捡回盖子,装进塑料袋里。他直起腰,深深地喘了几口粗气,扶着楼梯把手。开始继续向上爬。爬几级台阶又停下来,掏出那块油油的脏手帕擦汗,白背心已被浸透,前胸后背全贴在身上。

    我一声没出,一动不动。望着那拎着饭盒、迟缓向上爬楼的背影,我眼里已满是泪水。那是我曾经风度翩翩的父亲,此刻,他如此苍老,如此尴尬,如此无奈。

    想来父亲不愿在此刻被女儿看见,我隔着一段距离悄悄跟在他身后。他走进一间病房,俯身对躺在病床上双眼蒙着纱布的妈妈低声说:“瑞云,对不起,我上楼时不小心把饭弄撒了……”妈妈轻轻安慰:“没事,我不饿。”看着这般无奈的场景,我拼来的荣誉挣来的钱又有何意义?“妈——”张嘴那刻,我已做出决定:“我要回国。”

    父亲很赞成:“我马上就退休了,你回来可以继续为党和国家工作。再说媒体这行,还是把根基扎在自己母体文化上最牢靠。都在有为之年,何不早回来,把精力用于有用之所呢?”

这是老新华人的厚望,父亲的叮嘱。

 

三 

2010年春节后,父亲又住进了医院。他的同事、当年一起派往拉美的吴永恒叔叔来看他。吴叔叔向我说起当年的事,我才第一次知道那些年究竟发生了什么……

    1973年初,周总理决定由新华社派出5名记者组辗转到拉美地区未建交的国家进行调研,其中就有我的父亲朱荣根。对于当年的中国来说,拉美是陌生的世界,所有人都没想到,这次出访持续了长达5个月的时间。其间,巴拿马外长胡安·塔克同意新中国在巴拿马建立新华分社。于是,总社马上决定朱荣根和吴永恒两位同志留在巴拿马,创建新华分社。  从此,在接下来的5年,也是我童年大部分的时间,爸爸住在旅馆,出入受到“台湾使馆”和当地军情处的严密监视。时局紧张时,窗外枪声阵阵,爸爸和吴叔叔只能憋在房里,等到吃饭和发稿时才下楼。爸爸和吴叔叔不能打电话,信走国际邮路,与家人天各一方,几个月才联系一次。孤独、寂寞相伴着坚守,回家遥遥无期。每天晚上拉窗帘时,才意识到又熬过去一天。

    在巴拿马期间,两位新华社的年轻记者一起执行了无数“特殊”任务:营救、传递、冒险……命悬一线。当时,父亲月工资30美元,吴叔叔20美元,他俩用每月50美元的工资开创了巴拿马新华分社。从这两位年轻记者每天经历的枪林弹雨、眼前飘过的金钱美女中,我明白了“发财请走别路,怕死莫入此门”。这就是信仰,这就叫忠诚。

    我在国外生活了十多年,在中央电视台工作了十多年,做媒体的,总会接触到世界上最聪明的人、各行各业最顶尖的人。名利权情、各种诱惑,无时不有、无处不在。

    有人说:“让糖衣炮弹来得更猛烈些吧!把糖衣吃掉,炮弹打回去!”我说:“来不及了!炮弹定会直接炸在嘴里,炸得你毫无脸面。”

说完吓一跳,我觉得自己越来越像父亲了。

 

 

父亲在十多年驻外期间,也会偶尔回国述职。难得团聚,他最疼爱3个宝贝女儿,发了稿费就会给我们带回几根冰棍来。为此,父亲回家后,3个女儿都会把他团团围住,像小狗一样拿鼻子凑着包儿闻,只是谁也不敢用手去碰他的黑色手提皮包。

    这是家里的规矩,父亲曾特别严肃地告诉过我们,包里有保密文件和保密本,拉锁拉到哪里都是有讲究的,他看看拉锁就知道有没有人动过他的包。从父亲严肃的态度中,孩子们明白:纪律就是纪律!无论是谁,只要有一次碰了他的包,那里面就永远不会有冰棍了。

20多年后,在中央电视台工作的我,时常会想起小时候父亲的皮包和那几根冰棍……冰棍早吃掉了,但父亲的严守纪律和保密意识,全留在了我心里。

 

摘自《中学生》2019年总第1238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