活在玻璃罩里的 “乖乖女”

活在玻璃罩里的 “乖乖女”

邵雪芬

 

婷婷，女，17岁，职业高中二年级学生，看上去自然朴素，比较有礼貌，语言也比较流畅。学业成绩在班级倒数10名以内，按照成绩无法进入高职复习班，很有可能分流去参加实习。

婷婷从初中开始就有割手腕的行为，频率不定，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。她给老师看了自己手腕：缠着两层白纱布，上面血迹斑斑，左手腕到小手臂有颜色深浅不一的密密麻麻的伤疤，还有两块圆形的新伤。从小就喜欢一个人待着，不太喜欢和别人交往。初中开始住校，不知道什么原因遭到孤立。感觉自己长期过得很压抑，不敢表达自己，不被理解和接受。自己也不想这样伤害自己，但是无法控制自己，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，想找心理老师试试看会不会有帮助。

根据婷婷提供的信息，咨询师及时上报学校危机个案、教育系统平台，启动心理危机干预流程，联系家长，建议家长带孩子到学校直属精神专科医院及时诊治。根据医生建议辅助心理咨询。

婷婷小学二年级时听到妈妈在背后说小姐妹的坏话，自己也很害怕妈妈说自己的不好，所以初中时候不敢跟妈妈说自己在学校的事情。要是自己哪里做得不好了，也不敢跟妈妈说，怕妈妈到处去说自己不好，弄得其他小朋友都不敢跟自己玩了。

从二年级开始不敢跟人交朋友了，每天循规蹈矩，只做自己的事情。

初中后变得更加内向，不爱说话，有时想和同学交流，但是不知道该怎么表达。在人际交往中比较被动，如果有同学主动接近，自己感到很难受，不喜欢，但是不敢说自己不喜欢或不想听。

到了高中，班里座位按照成绩排名安排，自己成绩是倒数的几名，所以排在最后一排，一方面自己的学习受到他们影响，另一方面他们做各种坏事都会看到，比如课堂上偷吃东西、玩扑克牌、甚至用打火机烧东西等。

没有真正的朋友，大多数时候充当听的角色，不说什么，最后被大家排斥，甚至遭到别人的当面嘲讽，自己感到愤怒、内心压抑和困惑，感觉自己“活在一个玻璃罩子里，想出去又出不去”，很绝望，不知道怎样改变现状。

深入了解婷婷问题背后的原因和动力。工作中进一步了解到，婷婷在学业成绩上一直不理想，感觉自己不是读书的料。但是父母一直希望她能够考上一个大学，不要像他们这样没文化，找不到好的工作。但婷婷并不觉得自己想上大学，想到未来感觉很迷茫，都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，而是父母安排的生活。其实自己早就厌倦了读书，因为和亲戚的小孩比起来自己读书是最差的，父母要求自己一定要乖。由于父母收入不高，平时婷婷很少有零用钱，也很少有机会出去玩，双休日节假日都是待在家里，无聊到玩手机都觉得没有意思。但是却没有办法改变，只要稍微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，父母就觉得自己不乖了。婷婷的父母跟孩子说得最多的就是“要乖，要听话”。

婷婷回忆自己小学五年级时有一次给了同村一个弟弟雪糕，而父亲认为这个雪糕比较贵，是要留给亲戚家的弟弟吃的，婷婷误会了父亲的意思，父亲用鞋子把她打了一顿。平时父亲除了上班就是钓鱼，很少跟婷婷说话。婷婷常常一个人在家，非常无聊。

父母曾经也问过婷婷想不想去参加培训班，但是想到父母说既然读了成绩就要提高，婷婷又觉得没意思，万一自己成绩没有起色，父母的钱又白花了，父母又要说自己，还不如不去读。婷婷一直想去看看漫展，但是家长不同意，连买几本小说父母都会说她乱花钱。平时妈妈给婷婷买的零食就只有面包，但是婷婷从来不敢说自己实际上已经非常讨厌吃面包了。

这样的压抑和控制，让婷婷非常痛苦，不知道如何排解。偶尔有一次划伤手腕后，看到血觉得很舒畅，就一发不可收拾，常常会偷偷划伤自己，心情越不好，划伤自己的行为就越多。

咨询师建议婷婷更多地用言语表达自己的情绪，引导婷婷回想自己割伤手腕的时候有哪些情绪，并用语言表达，同时寻找可以帮助婷婷宣泄情绪的其他方法，比如想自伤的时候用笔在纸上涂画，伤心的时候听听音乐，愤怒的时候击打抱枕等。婷婷的自伤行为逐渐减少，有了很大的改善。

寻找婷婷的资源和力量，帮助她重新建立新的行为模式。婷婷几次想了解高职考的情况，很纠结自己是不是要考高职考。咨询师就这一部分跟婷婷做了很多工作，让她看到遵从自己内心，做适合自己的选择的重要性，发现自己不是一定要有大学文凭才能过得好。当婷婷最后决定就过自己想过的生活、不考高职的时候，婷婷的压力似乎减轻了许多，婷婷甚至说到如果自己进入实习班，那么作业也就不想做了，而在此之前的那个寒假，家长是天天逼着写作业的。婷婷开始遵从自己的内心，有了跟父母表达自己的勇气，开始按照自己的真实意愿去做人生选择。婷婷的自伤行为消失了，感觉经常笼罩着自己的“玻璃罩子”好像没有了。

婷婷最后一次（第20次）来咨询室，语气轻松地聊生活琐事。咨询师反馈：“尽管你在说自己要被分流，但是好像你还挺开心的。”婷婷表示：“是挺开心的，最近情绪比以前好。”婷婷开始较为具体地思考和谋划未来。

由于婷婷离开了学校，咨询师建议她到其他机构继续进行心理咨询，对于未来的生活做更多的探索。

 

摘自《心理与健康》2022年3期